Kaya Henderson是Aspen Institute新一代成长中心的执行副总裁兼执行主任。此前，她创立了“重建”（Reconstruction）组织——一个致力于以全面且积极的方式向年轻人传授非裔美国人历史、文化与贡献的教育机构。2010年至2016年期间，她担任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的学区主管，在任期间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业表现、毕业率和教育机会。Kaya的第一份工作是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的一名初中西班牙语教师。
2024年，Kaya加入了诺德安达教育集团的教育顾问委员会，该委员会为集团旗下80多所学校的教学与学习提供第三方的视角。
从我开始教书生涯以来，我一直致力于帮助孩子们充分发掘潜能。我相信每个人都蕴藏着非凡的潜力，而我们接受的所有教育和经历的岁月，都是在帮助释放这种潜力。
真正的核心在于：我们如何才能将这些机会实现最大化，帮助释放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潜能？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建立体系与环境，让教师和一线教育工作者能助力学生实现这一目标？
我进入教育领域时，对优质教育有着非常固化的认知。现在33年过去了，这种认知并未发生太大变化。我想这是因为我曾受益于卓越的公立教育：我就读的是一所融合艺术教育的小学。那是一所核心知识体系学校，每个学年的所有课程都围绕特定主题展开。数学、艺术、社会科学和英语都融入主题教学，让我以高度整合的方式学习。
后来我进入一所国家蓝丝带高中，在那里学习了顶尖的荣誉课程。虽然我修读的是最高阶的课程，但也与普通班（非荣誉课程）的学生同堂上课，亲眼目睹他们接受的教育与我截然不同。
我所在的社区还特别重视课外活动。我曾是一名女童子军，学习过马术和舞蹈。十岁时学会了滑雪。我还拉过小提琴，担任过啦啦队员。四处旅行。我的母亲也曾是教师，她常说：“你得去看看这个世界。” 18岁前我已游历过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国家，而我家并不富裕。
这些丰富的年少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，奠定了我的信念根基。大学时代，我的这些信念受到挑战，促使我学会如何捍卫自己的信念。无论是在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的经历，还是如今在Aspen Institute的工作，我始终致力于为年轻人打造同样的体验：严谨而融通、与现实紧密关联的学术学习，辅以丰富的探索机会，如课外活动、艺术创作和创新实践。
我是在热爱学校的环境中成长的。我希望年轻人能享受所有体验，并能将所学在更广阔的世界中践行。
吸引我加入诺德安达集团的原因之一，是这里秉持全面发展的教育观。诺德安达以培养未来世界领导者为己任。
通常，资源最丰富的群体总会最先找到出路。从这个全球性的社区汲取经验，并找到方法惠及那些或许永远没有同样机会的人群，这正是深深吸引我的地方。
因此我常自问：全球顶尖学校正在做些什么？如何让更广泛群体享受到这些教育优势？
我最感到自豪的，就是在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推动的改革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整座城市都已经快要放弃公立教育了。当时，人们普遍认为公共教育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我们面临连续40年入学率下滑、撤资、得不到重视、设施衰败，是全国表现最差的城区学区。整个系统陷入恶性循环。
而我们在十年间重建了公众信心，不仅针对传统学校，也包括特许学校。入学人数实现了六年连增，且学校的增长态势至今未减。我们打造了令市民骄傲、愿将子女托付的教育体系，政府也认为值得持续投入。昔日政客们口诛笔伐的对象，如今成为全球教育者争相考察的转型典范。
我认为过去30年教育中的一个误区是：我们将教育简化为少数几个数据指标，因为这样更容易让成年人理解和把握。
人们说：“只要达到三年级的阅读和八年级的数学水平，或75%高中毕业率，或让学生顺利升学就业，就是好教育。”这绝非优质教育。
我在“有教无类”的理念中领悟到：优质教育应培养能为自己、社区和世界解决问题的领导者。
解决问题需要技能，但技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。因此，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应止于解决问题，而应扩展到改造世界。
有时我们会将'“公平”这类复杂概念简化为标签。我明白统一术语的重要性，但就我个人而言，如果你仔细看过我这些年来谈论教育的内容，就会注意到，我从未使用过“成就差距”或“机会差距”这样的说法。这不是我的认知框架。
虽然我的工作在实践中确实关乎公平，但我更愿意将其表述为关乎“有教无类”。这意味着要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获得优质教育，包括残障儿童、被监禁的青少年、生活在难民营中的儿童，以及少数族裔。我常提醒人们不要被标签或外包装迷惑。
特区公立学校的突破正源于危机倒逼。我们当时是全国表现垫底的学区，多年投入不足、举步维艰——可对我来说，越是这样的挑战，越能激发出我最大的潜力。
我的族群先辈曾在极度危险中秘密自学读写，毫无正规资源。解放后十二年，他们就建立了37所传统黑人大学。这种远见、韧性与智慧是我的精神遗产。
我还铭记那些被剥夺选举权的前人——重建时期50万非裔美国人打破压制，使Ulysses S. Grant以三十万票险胜。所以，当有人说我们的选票无关紧要时，我会想起——我们曾多次身处这样的时刻，而每一次，我们都用行动证明了他们错了。我或许不再面临同等程度的逆境，但我依然肩负着责任，也有自由去改变。挑战不公、确保每个年轻人获得发展所需，是我的天职。
我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。首先是广泛分享知识成果。诺德安达的研究团队正推广元认知等教育实践研究成果。我期待这些知识能惠及更广泛群体。
其次是帮助学生理解万物的互连性。我们设计的项目、挑战及元认知训练，本质都是领导力培养。这关乎为自己、社区和世界解决问题。
提到美国，我会想到那种支撑我们文化的“顽强个人主义”理想。当我放眼那些更具集体精神、远不如美国那样强调个人主义的社群与文化时，我确信——一定还有另一种可能。我们需要教会那些出身优越的年轻人，他们的优势不是为了让自己独善其身，而是被赋予了一种责任，要去参与改变世界，去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，并用自己的能力与资源，为所有人创造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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